眼下诗人在干啥

早几年有则笑话，说甲向友人介绍乙是诗人，乙拍案而起，脖粗脸红，“你他×

才是诗人呢，你这不是骂我吗。”

现在这样的笑话已经不再引人发笑了，也没听谁还不知趣地“骂人”。诗人们大多采取了“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呀”之策，于是，他们开始忙于换“头衔儿”，如邹静之编剧了《琉璃厂传奇》；韩东左冲右突，一跃被视为新生代小说的代言人；伊沙整天恼羞成怒地在报刊上冲名人们骂骂咧咧，声称“一个都不放过”，跟谁都有仇似的；连自称要当中国最后一个诗人的洪烛的名字也常被冠以“青春美文派”作家，高频率地出现在花花绿绿的流行刊物上。去年，敦煌出版社还为6000个诗人出了6本小说集，大概是想以此证明“诗人也不是白给的”吧，反响倒也不错，但远不够引起“轰动”。想来，只有等到哪几位剧作家、小说家出了套诗歌集那才算真正的“了不起”呢。

当然，欲救诗歌出“水深火热”之人也有，如京城的“蓝色老虎”们就常在一些酒吧搞“诗歌朗诵会”，以重新唤起人们往日对诗歌的热情，我去过，可不去还好，去了更失望甚至绝望。台上朗诵者（说念也许更贴切）吐字不清，心不在焉，无精打采，台下却是招呼声谈话声扎啤杯的碰撞声，连成一片，声声入耳，老少诗人们个个面红耳赤，兴奋异常，比小巷内热闹的自由市场的叫卖声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那更像是个许久未见之友聚会聊大天的集散地。好像听谁说过，什么东西一旦被喊“挽救”之时，其实早已到了无药可救了，如“国粹”也如诗歌。关于“诗歌朗诵会”我和阿坚有过如下对话。“干吗去？”我问。“赶集去。”阿坚答。“什么集？”“诗歌集。”贫民诗人阿坚现在以写随笔谋生。